周五下午,收到倪群先生寄赠的《中国现代茶叶科技的摇篮—祁门茶业改良场》,欣喜不已,双休日放下所有的事迫不及待地展读开来,很快便沉浸其中,如饮甘饴,如沐清风,读罢后感慨万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虽异常丰富,然而读书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并未过时。一本好书除了能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还能启迪思想、净化心灵,让人倍感身心愉悦、精神振奋,倪群先生这本散发着墨香的新著无疑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中国现代茶叶科技的摇篮—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一本指向性很强的茶史专著,全景式记载了祁门茶业改良场(下文简称祁场)自1915年10月成立到1950年1月改组长达35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祁场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与历史功绩,生动讲述了以吴觉农先生为代表的众多茶人在祁场栉风沐雨的奋斗历程。此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主题鲜明,融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是近些年来国内茶史类书籍中的上佳之作,堪称taptap官方网站(下文简称祁红)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阅读此书,可以让人充分认识祁红在中国近现代茶业中的突出历史地位。茶原产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对外出口的拳头商品,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国际茶叶市场风云激荡,短短数十年间华茶出口贸易由盛转衰,乃至一落千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诞生于光绪初年的祁红就处于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进程,在那段华茶内外交困的坎坷岁月里,祁红以其至高的品质享誉世界,顽强地扛起了中国茶叶外销的大旗。
祁红的兴衰直接关乎着华茶的兴衰,改良祁红对于中国茶业的重要意义,在书中均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诠释。当年祁场的先辈们对此也十分清楚,为此他们“拟定全国茶业复兴计划,而以皖居全国各省产茶之首,祁门为祁红之主,因即以祁门为此项计划之出发点,用商业眼光,由栽制推销,分别改进。祁门成功,即此全国茶业复兴计划之成功;祁门失败,此整个计划,亦必受重大打击。故祁门事业,关乎吾国茶业前途,不可言喻。”书中所引用的这段话既高度彰显了祁红在中国茶业中无法替代的作用,又充分凸现了祁场设立及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还有,此书首次述及了一个关乎祁红的重要史实,那就是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茶叶成了国防物品,它可以换取军需,赢得战机”,祁红与祁场除了在出口换取物资、支援抗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还有众多祁场茶人分散到大后方,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努力“以茶救国”。其中冯绍裘创制“滇红”的事迹之前已有许多文章提及而为人所知,但范和钧、吴国英、童衣云、祁曾培等茶人在云南发展“英雄茶”,从而使得那一时期云南所有的茶厂全部由祁场过去的茶人担任厂长的历史,以往鲜有提及更无人集中记载过,书中以较大篇幅详细讲述了那段人物往事,由此也间接说明了祁红与祁场在抗战中的另一巨大贡献,这也是祁红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新成果。
阅读此书,可以让人全面了解祁场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与辉煌灿烂的科研成就。祁场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个农业方面的组织机构,一部祁场艰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曲折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写照。
作者以时间为主线,以细致的笔法将祁场的历史沿革与逐年发生的大小事件记载得清清楚楚,叙事有条不紊,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繁简得当。书中所载大量涉及祁场的历史事件是首次披露,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与图片档案前所未见,弥足珍贵,对研究民国时期中国茶叶科技发展史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书还分门别类,系统总结了祁场在茶叶栽培、制作与销售三个方面的科研成果,从而让人得以深刻理解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作“中国现代茶叶科技的摇篮”。正如书中所言,祁场存在的那段时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积弱积贫,动荡不堪,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全方位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现代茶叶科技更是犹如一张白纸。诸多有志茶人在祁场孜孜以求地探索祁红改良之法与华茶复兴之路,“为我国创立了茶叶专业科研的初步基础”,祁场的科学研究涉及现代茶学中的茶叶植物学、制茶工艺学、生物化学、审评与检验、经济贸易、茶文化等方方面面,在此诞生了众多中国茶叶科技史上的第一次,有些甚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居于领先水平。诸如条播密植等高梯形茶园、机械制茶、茶叶运销合作社……
这些当年在中国茶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都自这里诞生进而推广全国影响世界。即便是那些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试验与成果,都是当年中国茶业方面的一大步甚至是一个飞跃,“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吸收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并向现代制茶工艺转化的重要标志”。在祁门开启的中国茶业改良事业蓬勃发展,影响深远,百年流芳,至今不绝,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这也是此书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阅读此书,可以让人深刻感悟祁场先辈以身事茶、以茶报国的茶人精神。祁场“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茶业改良机关,全国茶界闻人专家,差不多都和它发生了一些渊源的关系”,“成为当时几乎所有茶叶科技人员向往的学习实验基地”,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顶尖的茶界精英,培养出了众多茶叶科技人才,因此这里也被坊间称作茶叶界的“黄埔军校”。
书中详细记载了以陆溁、吴觉农、胡浩川为代表的几代茶叶工作者在祁门苦苦探寻茶业复兴道路的事迹,提及当年在祁场工作或学习过的有名可考的人物超过百人,几乎囊括了上个世纪中国茶学领域中的所有重要人物。
其中有事迹介绍的茶人多达四十多位,作者通过活灵活现地讲述他们的轶闻往事,刻画出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老一辈茶人形象。如书中说到1934年9月,胡浩川先生就任祁场场长时,条件极其艰苦,以至于“米盐无着,日恒二粥,且为淡食”,但他“坦然处之,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不受当时‘高官厚禄’的诱惑,数年如一日,安于祁门的清贫生活”,这种不畏艰苦、甘于清贫的茶人精神让人钦佩不已。书中还说到1935年至1937年春,冯绍裘先生在祁场带领一批科技人员进行祁红初、精制与机械制茶试验,为了弄清不同温度对制茶的影响,他们一度一度地提高温度反复试验对比,从中找出最佳方案。要知道当年设施非常简陋,要精准控制温度是十分困难的,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茶人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此类事例书中比比皆是,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祁场茶人精神”,正如吴觉农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从事茶叶工作一辈子,许多茶叶工作者,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同我共同奋斗,他们不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堂华屋、锦衣美食,没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大多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具有君子的操守,这就是茶人的风格。”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不过时,至今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与激励作用。
我与倪群先生相识多年了,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刚开始关注茶文化时,便经常在报刊杂志上读到他的茶文章,尤其是那一时期国内最有名的两本茶文化杂志《茶博览》《农业考古·茶文化专辑》上,连续数年几乎期期不落地刊载过他的茶文,让我对其名字印象深刻。
2001年暑假,我为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论文而赴黄山市搜集资料,抽空专程到祁门拜会了倪群先生,一见如故,得到了他很多帮助,受益匪浅。此后数年间,我与他交流渐多,这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知名的茶文化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徽学专家。他在祁门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文史研究,埋首耕耘,曾著述和主编出版过关于祁门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十多部,内容广泛,无一不精,其知识之渊博、涉猎之广泛让我钦佩不已。要知道他是祁门的一名行政官员,平时公务杂事比较繁忙,能取得如此斐然之成就,足见其为学之勤奋,这让我作为一名所谓的“职业”社科人员也自愧不如。
我们最近的一次见面是2023年12月间,当时在祁门举行安徽省徽学学会2023学术年会暨“徽学与新的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增选为安徽省徽学学会的常务理事,可谓实至名归),这是疫情以来我们相隔四年后的再次见面,自然聊了很多,得知他自2019年后致力于祁门县的“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事后有朋友告诉我,祁门县得以顺利代表黄山市作为安徽省唯一加入国内申遗城市联盟和祁门茶业改良场旧址列入优选遗产点,倪群先生居功至伟),为助推申遗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祁场的书。当时谈话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就看到了他的这本新著,实在是可喜可贺之至。
倪群先生治学严谨,写作态度端正,据其后记中所述,为写此书他不遗余力地收集资料历时长达20来年,期间翻阅了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一点一滴地从中查找涉及祁场的资料,悉心考证辨析;并多次走访当年在祁场工作过的老茶人及其后代,记录了大量第一手的口述资料。可谓广征博采,呕心沥血,历尽辛苦,终至集腋成裘,蔚为大观。此书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资料尤其丰富详实,以述史实言之有据、说人物俱有所出的写作手法,构建起一部立得住的信史。